尹鸿：理论家与实践者的并行不悖
尹鸿简介：1984年先后于四川大学获中文系文学学士、硕士学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现为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主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中广联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和编剧委员会指导委员。任文学与新闻学院校友会名誉会长。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光环笼罩之下，对尹鸿的初印象未免带着一丝神化的色彩，而不禁有些惶惶然。直到在采访过程中的深入接触，看到他率直、诚恳却又不失专业，才陡然觉得其形象鲜活了起来。
一、 三次转向：文学、影视与传播
1977年，16岁的尹鸿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成功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作为有些特殊的一届，校园生活也格外令人难忘。尹鸿常会去图书馆借阅书籍，每当这时，就会有一位老先生训斥他：不专心学术，看这些书。“当时有些奇怪，一个图书管理员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话。”尹鸿笑着说。直到高年级上课以后，他才知道这位“爱管闲事”的图书管理员居然是知名学者陶道恕老师。那时的师生，就像是朋友，在这样开放、包容的校园氛围中，尹鸿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在热爱的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深耕。
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的尹鸿借调到教育部，协助进行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五年规划。在这期间他基本上走访了当时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大学者，朱光潜、季羡林、汤一介等。“这些老先生们对学术的思考、对未来的思考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觉得真要做学术还是应该来北京。”尹鸿受益良多，并决定报考北师大的博士。
踏入首都，北师大与川大的氛围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同。当时北师大的中文系设有6个博士点，学科齐全，学科实力位居全国首位。在北师大，他实现了向影视学科的转向。北师大距离中国电影资料馆很近，有时为了拿到免费的电影票，尹鸿会尝试写一些影视评论。这是他与影视结缘的开端。
转向传播学科的研究也始于巧合。再度来到清华校园的尹鸿突然感叹校园的美丽，不禁产生了想要加入这里的想法。恰好这时，清华大学对尹鸿提出想要重建传播系的愿景，双方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1999年，尹鸿离开北师大，在百人计划的援持下加入清华大学，成为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实现了人生中的第三次学科转向。
从影视研究转向更广泛的媒介研究，来到清华的尹鸿发现清华与北师大也有着较大的区别。“北师大更偏艺术、美学和文化，但在清华，你会发现形而上的东西没有人听，学生们更注重经世致用。”高校之间迥异的学术氛围也促使尹鸿开始改变。
“我觉得人在学术道路上对自我的判断、对学术需求和对环境的判断，三者之间是综合作用，而且有时候也需要坚持。”谈到在学科道路上的三次转向，尹鸿这样说道。每一次改变都是其人生分岔路的重要选择。但对尹鸿而言，这样的选择更像是时机所致的一次珍贵机会，成就与挑战并行。
二、 两个路径：人文与社科
初入清华，从授课反响不佳的窘境到现在选课一位难求的火爆，尹鸿的课俨然已经登上全校最受欢迎课程的榜单前列。尹鸿开设的一门全校性公选课——“电影文化”，近200人的课容量，却是全校出了名的难选课程之一。他还两次获选清华大学研究生“良师益友”称号——这是被所有清华教师视为至高荣誉。
在尹鸿看来，“授业解惑”是概括自己人生的关键词之一。在课堂上，尹鸿除了传授知识外，更多的是教授同学如何学习接受知识的方法。多年来“言传身教”式的教学方式，让他对于人才培养有更清晰的思路。
谈到新传人才的培养，尹鸿提出了明朗的路径。他认为，一位合格的具备竞争力的新传学子，应当去人文路径和社科路径两条线进行全面发展。
人文路径是软实力，需要拥有广阔的社科背景。很多人认为“新闻无学”，但在尹鸿看来，新闻传播不是单一学科，它是一门站在“十字路口”的交叉学科。因此，新传学生需要具备的不仅仅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知识，更要去吸纳接受文史哲政经地等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这就需要大量文献、书籍的阅读进行知识储备，他更是为自己的学生提出了“新传学生100本必读书目”的书单。
社科路径是硬门槛，这要求新传学生必须掌握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其中包括新闻的采写、媒介技术的使用、新闻研究的基本方法等等。这些能力就要通过平时的专业课程，以及课程之外的专业实践去进行积累和学习。
“人文靠知识，社科靠方法。”尹鸿认为，只有在这两种路径上都达到了尽善尽美，才具备了新传学生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而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媒体危机论此起彼伏，新闻人才的培养是否还能遵循传统路径？相较于不少学者表现出的悲观主义，尹鸿却把这件事看得很轻松：“万变不离其宗嘛，它变的只是媒介形式和形态，但是其内核是不会变的。”他认为，新闻传播就是去创造内容和解决问题，信息的渠道、形式、路径或许会变，但信息本身是不会变的。既然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没有变，那么人才的培养路径也依旧适用。
在面对这些变化时，尹鸿没有忽略、畏惧这些变化，恰恰相反，他正在拥抱着这些变化。这样的心态或许也正是尹鸿能够深受学生喜爱的原因之一。“教师要自我更新，一个学者也罢，一个好教师也罢，必须是一个善于不断学习的人”。他也希望同学们都能够在校园中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起点变高，这样出了校园才会走得更远。
三、 一个目标：知行合一
在清华大学已经工作了20年。这几年，他终于可以放下做了17年的行政管理工作，而投入到自己更热爱的事情中。在旁人看来，尹鸿热爱的事情有很多：
他热爱着教学工作，迄今仍然处于教学的第一线，尽管很多相同资历的学者们都在减少自己的课程，而他仍然保证着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都能听到他的授课。并在不断更新、探索着新的教学方式，保证着自己的“不落伍”。
他热爱着影视文化产业的实践工作。在搜索引擎输入他的名字，你会惊觉他对于中国电影的巨大贡献。1993年，他与同事们策划创办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迄今成功举办了25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界中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奖。2000年，在中国国产电影年产量仅有40多部，总票房仅5亿左右的惨淡市场状况下，尹鸿提出政府应该帮助电影市场产业化的观点，受到了相关部门主管领导的重视。2002年，他开始跟随中国电影产业的进程进行产业报告的撰写，为电影主管部门作出决策提供了相关的建设性意见。如今，中国的电影行业产生了井喷式的发展，越来越多优秀的国产电影不断涌出，尹鸿也在为产业新发展持续建言献策。
他热爱着影视传播方向的学术钻研。学者，或许是尹鸿身上最大的标签；学术，也是他做了最久的事业。在学术研究方面，尹鸿的批判性视野和建设性立场让他的学术成果具有高屋建瓴的效果，对中国电影的产业实践和批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研究者、教授、行业核心专家、知识分子……这些丰富的角色标签展现出了尹鸿的多重身份。他认为，自己是学术与实践的双重结合。“我还是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介入影视行业，因为我始终在用自己的知识和用自己的价值观介入这个行业，尽管我介入它，但是我不是商人，我也不是一线纯粹的创作者，我就是用我的知识和价值观去发挥影响，对这个行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他曾在一个采访中，对自己的身份如是描述道。
通过学术表达自我，通过学问影响生活，这是尹鸿对生活的认知。谈到描述自己的又一个关键词，他提到了知行合一。用自己的学术知识去改变生活、改变人生，这是推动他向上走的动力。
木心曾说过：“深厚的教养所集成的勇猛，远远胜过无知无情者的鲁莽。”在尹鸿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新时代知识分子砥砺前行，“无私而为率先垂范之共同事业“的社会责任感。
